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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关专家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讨论逐渐增多。《人民论坛》杂志社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89.8%的被调查者认为，近几年来专家学者已有相当一部分或整体上失去了社会责任感。

人们普遍认为，专家学者社会责任感的丧失，实际上就是专家学者的本性正在被消解，即：要么成为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要么沦为依傍于权贵的鼓舌者。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就曾直言不讳地说“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

一伙被奉为主流经济学家的“智囊”人物，以推动改革为名，纷纷抛出《教育产业化研究》、《医疗市场化思考》、《渐进式利益挤压与承受极限》、《经营城市与房地产业的互利共赢》、《国企改制中工人骚动与对策》……等以祸害广大人民群众为目标的提议、方案，并极力影响或导向国家的大政方针。

被冠以“厉改制”大名的那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厉以宁宣称：“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他还恶狠狠地说：“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他甚至向中央建议：“中国是否应健全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迫不及待地叫嚷：“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说得更直白：“改革在中国造就了约占总人口5%左右的富人，他们是中国的中坚力量，而另外的95%中的很大部分，则因为信仰毛泽东思想，具有很大的‘破坏性’。”

对于愈演愈烈的腐败问题，世界著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的张五常给中央支招说：“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我曾对中央政府说，最好干脆给这些人一大笔钱，把这些权力买下来，叫他们以后再不要利用这些权力了”。

一些利欲熏心的自然学科专家也急于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经济利益。把苏丹红（染料）掺进饲料，家禽产出的鲜红蛋黄可以以假乱真；用胱氨酸废液（毛发水）勾兑酱油，可以大大降低成本；将“瘦肉精”添加到饲料中，增加瘦肉率，就能提高附加值；在面粉、米粉和白砂糖中添加甲醛次硫酸氢钠（吊白块），可以增加白度和晶莹度，提高经济效益。当不法商人为此受到处罚时，背后教唆的黑心专家却逍遥法外，消费者对此早已反映强烈。

三聚氰胺是理想的蛋白质冒充物，白色无味，没有简单的检测方法（要采用“高性能液体色谱”这种高科技去检测）。有些“生物技术专家”打着高科技的旗号，在网上推销“蛋白精”，其实就是三聚氰胺渣。在饲料、奶制品中添加“蛋白精”冒充蛋白质。那些只吃配方奶粉的婴儿，长期喂食就出现以三聚氰胺为主要成分的肾结石、膀胱结石。仅三鹿奶粉因含有三聚氰胺就已导致数千名婴儿患肾结石，并出现死亡的严重结果。

在政治思想理论领域，那些专业理论家、甚至中央党校的教授，也闭上眼睛起哄：“‘实事求是’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难道他们真不知道这一出自两千年前我国汉代名词的本意吗？他们甚至昧着良心鼓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发展生产力”，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庸俗化，成了他们赖以生存的手段；歪曲、篡改、阉割马克思主义成为他们邀功、领赏的“研究成果”。

在专家圈里，兴起了以做官为荣的时髦最求。进入官场、拥有官位，即享有实实在在的好处。这些从政的专家，面对中国一系列“群体事件”，从“俯卧撑”到“躲猫猫”，从贵州瓮安到云南孟连事件，从甘肃陇南到湖北野三坡事件，他们均选择了失明、失聪、失语、失身。他们把自己的头衔和利益看作领导恩赐或宠幸，他们与贪官包养的“奶妾”没有两样。

一批被权力豢养的专家“叫兽”，在代为行使垄断话语权时，频频出现在各种公共媒体上，极力为特殊利益集团攫取民脂民膏摇旗呐喊，为权贵侵占全民资产推波助澜。他们在民众心目中早已声名狼藉。

当专家被爆炒成“大师”或“教父”时，往往会装出貌似公允的样子。就像那位自诩为“中国市场经济倡导者”的吴敬琏，他一面煞有介事地发出“遏制权贵资本主义发展倾向”，一面又向主子表白：“这完全是为了防止另一极端势力利用大众对权贵腐败的不满，推销极“左”路线。”如此巧舌如簧、将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但中国普通老百姓都知道他鼓吹的正是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那一套，他本人早已投身权贵的怀抱，他发起的私有化狂潮，把下层百姓推入苦难深渊。